護航經濟創新發展，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主導。近期，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機制將在全國法院推開。
 

　　近年來的知識產權審判改革中，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上“三向”同時著力，互相協調，集中審理的模式極大促進了審判效率的提高。統計顯示，2014年和2015年，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一審案件總數分別為11.7萬件和13萬件，分別比上年增長15.6%和11.7%。其中，新收知識產權行政一審案件近萬件，超過2013年的兩倍。一系列數據表明，法院的審結案件數和結案率大幅上升，再審率和改判發回重審率實現“雙降”。
 

　　統一標準避免同案異判
 

　　由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三合一”改革試點，是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機制的全方位改革。1996年，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率先開展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試點，至今已有20年。
 

　　1995年，浦東法院審理了涉及假冒中美合資上海吉利有限公司“飛鷹”商標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為確保審判質量，浦東法院知產庭與行政庭、刑庭密切配合，依法公正及時審結了假冒“飛鷹”商標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當時，正值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關鍵時期，這一全方位保護知識產權的做法，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正是通過審理這三起案件，浦東法院提出嘗試建立由知識產權審判庭統一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三合一’審判機制的構想。”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院長張斌說。
 

　　據了解，法院審理涉知識產權案件中，刑庭、行政庭受業務范圍所限，缺乏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知識。在沒有“三合一”審判機制之前，如果案件審查認定的基本事實相同，對同一事實是由不同審判庭分別審理。這不僅造成審判資源浪費，增加當事人訴訟成本，而且還容易導致法院裁判標準的不統一。
 

　　探索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以來，試點法院數量越來越多。截至目前，全國法院共有6個高級法院、95個中級法院和104個基層法院先后開展了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試點。
 

　　2015年12月，北京高院發布《關于北京市基層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管轄調整的規定》，對全市基層法院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管轄分工作出調整。調整后，北京受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基層法院數量由原來的11個法院12個審判庭縮減為6個法院7個審判庭，全市遠郊區法院不再受理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此次案件管轄分工的調整，全面實現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跨區劃管轄，有助于案件裁判標準的統一。”北京高院審委會專職委員、民三庭庭長楊柏勇說，目前，除個別試點法院外，北京市基層法院知識產權庭受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仍由行政審判庭和刑事審判庭審理。
 

　　楊柏勇同時指出，完全實行知識產權案件“三合一”審判機制后，跨區劃管轄涉及的問題將更為廣泛，特別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涉及公安、檢察機關及其內設的多個部門，案件審理過程中需要協調對接的部門也比較多。因此，他建議最高法院就跨區劃管轄方面的相關問題予以明確指導，便于各級法院遵照執行。
 

　　司法主導形成“全國一盤棋”
 

　　當前，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已經吹響。在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依法保護知識產權愈發重要。
 

　　隨著知識產權意識的普遍提高，綜合運用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越來越多權利人的選擇。刑民交織案件增加了法院審理難度，尤其在刑事司法領域，除傳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之外，很多涉及新類型案件中罪與非罪界限的判斷，不僅爭議極大，且社會關注度很高。例如，涉及電子商務、利用互聯網傳播信息、網絡游戲等侵權爭議，既有刑事違法因素，也有企業競爭、知識產權爭奪、合同履行爭議等民事因素。
 

　　對此，近兩年來，我國司法政策指引法律適用方向，統一裁判思路和方法，形成知識產權審判“全國一盤棋”。據了解，“司法主導、嚴格保護、分類施策、比例協調”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基本政策。
 

　　最高法院副院長陶凱元指出，司法主導是對司法保護知識產權職能作用的基本要求；嚴格保護是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強度的基本定位；分類施策是實現嚴格保護的基本方法；比例協調是嚴格保護的統籌原則，四者構成一個有機統一整體。
 

　　2010年9月1日，福建廈門思明區法院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即民三庭。針對轄區案件行業化特點，思明區法院結合知識產權案件情況，充分發揮“三合一”模式集中度高的優勢，破解審判難題。例如KTV版權、域名爭議、銷售假藥等，判決一個案件就可能影響整個行業。對此，思明區法院提前對接相應行業協會、機構，通過召開行業見面會、發送司法建議等形式，規范整個行業的合法經營，并以此形成合力促進糾紛化解。
 

　　“面對大量犯罪數額巨大、人數眾多的假煙、假酒、假藥等重大疑難案件，我們采取集中審判力量辦案的方法。”思明區法院民三庭庭長劉德芬說，通過整合優勢審判資源，法院成功審結包括福建省最大網絡銷售假鞋案、特大系列假種子案、銷售假藥重大團伙案等一系列有影響的案件。
 

　　為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整體效能，最高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起草了《關于在全國法院推進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審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見》，對“三合一”工作的組織協調機構、審判組織設置、案件管轄、隊伍建設、工作機制、溝通協調等方面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
 

　　聚合效應提升審判質效
 

　　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機制的關鍵在“合”，將三類案件放在一起審理，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要產生“1+1+1>3”的聚合效應。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三合一”并非一個審判業務庭內部民事、行政和刑事審判業務的簡單疊加。例如，江蘇開展試點以來，知識產權庭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來自三大訴訟法領域各自固有司法理念以及不同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適用。這就要求知識產權庭由原來單一民事審判庭迅速實現向綜合性審判業務庭的轉換，實現綜合性法官角色與思維的轉換，以適應不同性質審判工作的需要。
 

　　“為克服原先單一民事審判業務視野的局限，試點之初，江蘇高院明確要求刑庭和行政庭固定一兩名審判業務能力較強的刑事法官、行政法官，與知識產權庭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審理試點案件，以確保試點案件審判質量。”江蘇高院副院長劉嬡珍介紹，目前，江蘇法院已實現全部由知識產權庭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刑事、行政案件。
 

　　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不僅需要法院之間以及法院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還需要與公安、檢察院以及商標、版權等各執法部門建立互動機制，從而形成推動改革的整體合力。對此，江蘇高院、江蘇省檢察院、江蘇省公安廳聯合出臺關于知識產權審判“三審合一”改革試點工作中刑事司法保護若干問題的意見，重點明確試點案件范圍、試點案件管轄、建立溝通協調與調研機制等相關內容。
 

　　在遇到知識產權糾紛時，不少權利人都選擇在刑事或行政案件判決之后提起民事賠償訴訟。因為，通過刑事或行政案件審理中的事實查明，免除或減輕了權利人的舉證負擔，從而推動民事賠償案件的審理效率，及時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例如，浦東法院審理在“美固”商標行政處罰案時認為，被告市場監管局的行政處罰行為并無不當，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本案判決生效后，第三人即商標權利人在行政訴訟判決認定相關事實的基礎上，向行政訴訟原告提起商標侵權民事賠償訴訟并很快獲得支持，凸顯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機制的疊加效應。（記者 李萬祥）